本报首席评论员 朱钟泉
大量的报道显示，这位企业主的遭遇并非个案。以前媒体集中报道企业欠债很多，似乎企业尤其私企老板“跑路”，是农民工被欠薪的根源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有过企业工作经验的朋友私下几乎有一个共识，说起来让人感觉凄凉，那就是社会上不遵守合同、不诚信的不全是企业，个别情况下是政府。
那些赖账不还的政府机关被百姓称作“官赖”，而“官赖”几乎各地都有。政务诚信是社会诚信的风向标，而“官赖”正是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最大危害。
赖账的原因无非这样几点原因：为了追求政绩一些项目盲目上马，不能量入为出，花起公共资金来大手大脚，事后财力无以为继，欠了债便左推右躲。欠账还钱，天经地义，更何况是作为公权、强势一方的政府部门？这种事前谋划失策、事后逃避责任的行为，把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置于何种地位？自古以来民不告官，说到底是某些人公然违法，而违法成本过低，惩罚力度不够。企业欠债不还，尚有“治赖”通报，为何不曾见通报“官赖”？
另外，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：“新官不理旧账”。据报道说，有些地方长期拖欠债务，就算是对簿公堂，债权人得到判决，对方却玩起资金“躲猫猫”，致使法院的还债判决书成了“法律白条”。究其原因，一任官员到地方任职，如果财力有限，再“面子工程”情结严重，追求表面上风光，那只能借债发展，必然是寅吃卯粮，致使财力更加入不敷出，后一任接班以后，如果替前任还账，会觉得“太冤枉”。官员举债并无约束，继任官员不仅不理旧账，反而效仿、攀比，导致政府负债越来越多，于是“官赖”现象恶性循环。
第三种情况是，在某些项目建设上，不少部门明知无力投资，仍然坚持上马，办法就是拿企业欠债来顶，为此甚至宁愿把工程价格抬高，来吸引建设方投资。一般的政府债权人很少采取诉讼手段要账，有时即使打赢官司，也很难讨回债务，还得罪了领导，而是采取花钱打点找关系。所以“官赖”问题复杂，甚至涉及腐败。不是有离任审计吗？有些部门在举债当初就已经考虑好对策，内外两本账，公然造假账，蒙混过关。
所以，说底到是这些人法制意识淡薄，“官老爷”心态严重，根本没把欠债当回事儿，“平台只管借钱，部门只管花钱，扔给财政还钱”，才有后任不管前任事、罔顾法律程序等怪现象。
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基石，是公众诚信的楷模。如果政府诚信危机，建设社会的信用体系从何谈起？“国以诚立心，人以诚立身”，这些道理他们不是不懂。“官赖”现象之所以成为顽疾，症结就是缺乏问责和惩戒机制，失信成本太低，失信者付出的代价太小，守信者往往成为受害者，结果是“老实人吃亏”。如此下去，“官赖”现象岂不是愈加严重？
治理“官赖”，必须像中央反腐的力度一样，重拳出击，严惩不贷，并且建设守信制度，建设政府不愿失信、不能失信、不敢失信的“制度笼子”，让“官赖”付出代价，要么采取拍卖超标楼堂馆所、超标车辆等方式清偿，要么与其官职政绩考核挂钩，问题自然迎刃而解。
只有建设诚信的政府，才会有诚信的社会。